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特朗普最危险的一面——攻击美国人的信念

美国总统竞选人拜登在美东时间6月10日晚播出的一档采访节目中“语出惊人”,他称,如果特朗普输掉了2020大选但拒绝离任,美军将护送特朗普离开白宫。

特朗普的狡猾、痞子、粗鲁的形象在全球广为人知,频频成为国际新闻主角,可是很少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把这样的人推上美国总统宝座?

为什么在疫情中施政能力如此糟糕,却还是有很多民粹主义者支持他?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各种不负责任的甩锅行为屡屡奏效?为什么敢在国际事务上出尔反尔,并将之作为惯用伎俩?

时代财经经过深入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是美国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它的民众、政府、市场这三股力量,失衡了。

次贷危机发生的第二年,2009年4月15日美国纳税日,新生的茶党(Tea Party)发动了全国性活动。人们宣泄对银行和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的积怨。

在美国民众看来,奥巴马政府没能让银行为其错误的行为负责,反而提供了价值近万亿美元的救助金,导致了人们对政府信任的幻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近日出版的专著《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失利的失衡与再平衡》(下简称《美国真相》)中,记录了格林斯潘在国会面前就金融危机的起源作证的场景。

格林斯潘说:“我本以为银行家能更好地管控风险”。这一场景在纪录片《监守自盗》也有记录,当时格里斯潘被政客、高管、金融界人士、媒体团团围住。大家都很想知道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会怎样为次贷危机负责,但他只是如此轻描淡写地予以回应。

该言论在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看来漏洞百出,他认为只要理解美国银行和银行家立场的人都应该知道,银行有充分的动机参与危险的投机活动。

金融就像社会经济运转的血液,但美国金融部门的寻租(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频频发生,银行家以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福利为代价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中写道: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因为银行家的过错而惩治他们,反而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给予其奖赏。

这是一场负和博弈,社会承受的损失远远大于银行家的私人收益。金融的造血功能本可以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源,却被当作剥削他人的砝码,由此,美国经济展现出缓慢增长、不稳定,以及更加尖锐的不平等问题。

民众把问题归咎为到奥巴马政府,那场游行使得反奥巴马情绪得到了宣泄,特朗普捕捉到公众情绪,抓住了美国金融经济的痼疾,“剑指”华尔街,要“抽干沼泽”。

但讽刺的是,他组建的内阁依然有数量空前的金融大亨。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的功能紊乱,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在美国以金钱为驱动的政治博弈中,银行家用钱财制定了有利于他们的游戏规则,如放松管制。而只要洞察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屡屡在推特或者动用各种权力向美联储施压。

次贷危机只是金融行业对美国政治反噬的极端表现。事实上,在国家机器运行的过程中,金融和利益集团早已渗入。

斯蒂格利茨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观察到在政策制定时,法律制定者“十分擅长将专业知识融入制衡体系之中”,所有主要的规定都需要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以此对法规的收益和成本做出权衡。通常来说,收益都将是成本的好几倍。

此外,该规定必须进行“通知和接受社会评论”环节,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对该法规持反对看法的人可以在这个流程中提出他们的意见,但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特殊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普通公众。

这一极度商业化的监管框架还引申出了“旋转门”的现象。《美国真相》书中曝光,一些在法规或政策制定时提各项意见的政客们,离任后会在私营部门获得更好的工作,比如转向了华尔街,令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一直为华尔街卖命。

在美国政界,“旋转门”无处不在,除了政府,军队的高官们也从国家服务转向了国防承包商工作,这种利益纠葛逐渐腐蚀整个政治体系。

理想状态下,西方国家倡导的三权分立能确保各个部门之间实现分权与制衡,避免某一部门凌驾于其它部门之上。但美国的三权分立,在面对行政权力扩张和侵蚀时候,缺乏有效的应对。

特朗普用行政令在美国南面修建隔离移民的边境墙、通过行政令阻止美国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直接用行政手段将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对外国公司进行惩罚。

换句话说,现在三权分立在美国很尴尬,本来为保持民主的问责制,现在沦为政治化的手段。

特朗普对穆斯林颁布的旅行禁令显然就是侵犯人权、滥用权力。面对法庭的反对裁决,特朗普提出了上诉,还试图攻击法院本身,其目的是削弱人们对司法机构及其作为公平仲裁者角色的信心。

而斯蒂格利茨指出,过去20年里,最高法院曾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党派性决策。最高法院挤满那些根据党派意识形态和当权派精英利益做出裁决的法官,法院早已成为广义的党派斗争的一种工具。

近段时间,黑人佛洛依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遭警方“跪杀”事件引发美国多个城市发生反种族歧视的,继而出现多地骚乱现象。《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推动的种族维权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由种族歧视引发的骚乱。

美国民主选举制度,曾经是旨在保护少数人权利,如今早已被扭曲。某些党派试图剥夺他们认为可能不支持他们的人的选举权。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提供了一组骇人听闻的数据:2016年,约有7.4%的非裔美国人,总计220万,无法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因为这些州的法律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参与。在一些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共和党还试图通过使工人难以登记或难以进入投票站来控制选举。这些无不在加剧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全面失调。

作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在美国发动了一场反全球化的斗争。在美国国内,移民、黑人统统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国际,部分国家无端成为了贸易战的对手。

为什么特朗普在疫情中施政能力如此糟糕,却还是有很多民粹主义者支持他?这是极化政治的一个后果——各种政治表达的理性成分不断下降,直至被极端的“选边站队”所取代。

在美国,许多问题本应该得到两党的共同讨论,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提议被两党同时采纳。无休止的党争使得政府的效率低下,而茶党运动则是政治极化、非此则彼的极端表现。

面对疫情中,美国国内民众的怨气高涨,特朗普政府无法通过挑拨使得人们“选边站”平息怒火,于是转嫁舆论,把矛头指向国外。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各种“甩锅”的原因。

斯蒂格利茨认为,从长远来看,特朗普政府最危险的一面或许是它对认识论的攻击一一即对美国人关于“什么是真理及“如何确定真理的信念施加的攻击。

美国社会“病了”,从西医的角度看,可能认为病灶在特朗普身上。但从中医的角度看,是民众、政府、市场势力这三股力量失衡了。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写道,如今,经济方面日益严重的分歧正在成为激化所有矛盾的催化剂。如果想要使美国政府恢复正常运作,就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衡体系,这个体系必须限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因为,极端的收人不平等导致了权力上的不平等,包括政治上的权力。

或许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会是另一个开始。但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特朗普离开,他也将留给美国一份长期的“政治遗产”。